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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29日电 题:汇丰中国王云峰: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行政总裁王云峰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

  王云峰称,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过去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开放持续推进,金融支持政策精准发力,给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机遇?汇丰由此取得了哪些成绩?

  王云峰:从2007年首批外资法人银行获批成立至今,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成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最近十年,金融领域的开放步伐不断提速,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外资银行在市场准入、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等多个层面享受到“国民待遇”,并深度融入中国金融市场。

  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不仅令中国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也为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过去十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增长超过50%;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增加了2.4倍。

  中国市场是汇丰集团全球重要的战略性市场之一,汇丰集团长期致力于在中国与世界的经贸往来之间搭建金融桥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持续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业务板块不仅涵盖银行、保险、基金、证券、金融科技等各个领域,而且还是唯一的通过村镇银行持续服务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国际性银行。

  从商业银行领域来说,过去的十年也是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我们的业务规模和服务范围持续拓展,资产总额和员工规模接近翻番,持续保持盈利,成为了内地规模最大的外资银行。

  中新财经: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给汇丰全球业务带来哪些影响?跨国金融企业需如何应对当前新变化带来的挑战和考验?

  王云峰:从全球来看,受地缘政治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走高,导致通胀升温;加上全球多个市场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调整节奏加快,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给企业和金融机构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全球利率上升也带动了金融机构净利息收益的增长。

  作为一家拥有150多年经验的国际银行,汇丰经历了多轮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震荡,拥有丰富的应对经验。我们一方面专注自身的优势领域和具备高潜力的市场,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运营效率,凭借我们的跨境联动优势,协助全球企业拓展业务,管理风险。

  作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机构,跨境联动始终是汇丰的优势和业务侧重所在。汇丰集团超过四分之三的对公客户收入源自与我们国际网络相关的活动,将近一半的对公客户经营跨国业务。去年,汇丰集团宣布将在亚洲市场投资约60亿美元,加大对中国等亚洲重点市场的业务布局。例如,在集团重点发展的25个投资和贸易走廊中,几乎一半都与中国有关。

  中新财经:根据汇丰业务情况,从全球视野看,塑造世界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有哪些新领域新赛道值得关注并布局?

  王云峰:近年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占比已经超过18%。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正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尤其是新经济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新生力量,正不断推动创新与变革。汇丰中国长期关注和支持新经济企业的发展。我最近拜访了不少新能源、人工智能、医药健康等行业客户,真切地感受到新经济行业朝气蓬勃,方兴未艾。

  为了更加精准地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我们最近推出了外资行首个“专精特新”企业专项支持计划,未来两年将提供总计人民币30亿元的信贷及金融支持,支持中小企业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和发展。

  不仅如此,汇丰围绕科技创新型企业不断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已经推出大湾区科技信贷基金、大湾区医疗信贷基金和中小微企业专项基金等多项计划,还设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重点服务科技、医疗等新兴行业。希望通过多方位的举措,支持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协助中国企业在世界的“新赛道”上发挥竞争优势。

  中新财经:中国正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汇丰积累了丰富的绿色金融服务经验,会如何发挥这一优势服务于中国金融市场?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近几年,中国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生态环境、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蓬勃发展,成为了推动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新生力量。

  汇丰致力成为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国际领先银行。在中国内地,我们持续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不仅在资产组合中增加了绿色产业的客户比重,还从资金支持上进行倾斜,满足绿色低碳产业的融资需求。

  今年5月,汇丰推出了市场上首个“大湾区可持续发展信贷基金”,为区内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50亿美元的融资支持。目前,信贷额度的使用情况进展良好,已经为吉利汽车、广州地铁等多家企业的新能源业务、低碳减排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此外,我们还通过对绿色金融服务和产品的创新,与客户、行业一起,共同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去年6月,汇丰在国内推出了外资银行中首个面向企业客户的绿色存款计划,帮助企业将盈余资金投放于绿色低碳项目。

  中新财经: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 对此,您怎么看,预计将给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市场机遇?

  王云峰: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将继续为跨国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0%,其中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3.9%。中国经济克服多重超预期冲击的不利影响,主要指标恢复回稳。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汇丰连续五年参展进博会,每年都会面向海外企业进行问卷调查,今年的结果显示,全球企业依然看好中国市场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扩大的财富管理需求,这些增长动能,将持续支持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资本市场开放、制造业升级等发展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跨国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同时带动本地企业参与到国际循环中,这也为外资银行更充分地发挥国际网络优势提供了广阔空间。

  汇丰对在中国市场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接下来,汇丰将继续投入和深耕中国市场,2020-2025年,汇丰集团在中国内地的新增投资有望超30亿元人民币。我们将发挥好作为国际银行的优势,继续担当好金融桥梁的作用,为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做出贡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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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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